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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只有几十天能看到。 佛山顺德 政府带头响应连续四年熄灯 南方日报讯 (记者/张培发)昨晚,佛山市顺德区与全球6000多个城市一起熄灯一小时,除必要的路灯照明外,政府大楼、顺峰山牌坊、宝林寺、永旺购物广场、明日广场等建筑物及景观灯饰、广告灯饰响应关闭一小时。这是顺德连续第四年参加“地球一小时”活动。 昨日的晚会现场还启动了“地球一小时”支持统计启动器和“关上灯,你也是位环保家”熄灯签名活动。在短短半个小时内,现场两个支持统计器就获得超过4万人次的支持,签字背景板上也获得了超过数千个市民签名,其中不乏许多小朋友和家长组成的“环保家庭”以及青年情侣。 (南方日报 晏磊)
龙年的元宵节,农历大年即将结束。这一天,山东省聊城市境内的黄河渠首位山闸关闭,2011~2012年度的引黄入冀应急调水结束。历时近三个月的调水让河北省衡水市的城市用水和沿线的农业用水有了保障,更重要的是,黄河来的水保住了白洋淀和衡水湖的生态。有意思的是,河北从山东位山调水4亿立方米之前,2011年曾向北京应急供水2.6亿立方米。一个缺水大省这本一进一出的调水账是怎么算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水资源问题?北京给钱,河北给水上个世纪50年代,河北到处是水,每年被淹没的土地都在2000万亩左右,旱灾面积仅300多万亩。20世纪末,情况倒过来了,每年的水灾的面积就是一二百万亩,旱灾面积2000多万亩,到现在旱年可能达到五六千万亩,受旱面积几乎占耕地面积的一半以上。这个河流常年有水、到处是水、人人怕水的省份,现在却成为“有河皆干,有水皆污”的缺水大省,人均水量200多立方米,低于危及人类生存生活底线的灾难性标准(人均水量300立方米)。同处于海河流域,河北和北京的水资源状况基本是同丰同枯。但是,缺水的河北每年却要从岗南、王快、黄壁庄三大水库向首都供水两三亿立方米,自己再从黄河引水补充缺口。河北省社科院原副院长杨连云告诉记者,河北必须保证首都的用水,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北京作为首都要用水你就得牺牲。”北京水环境问题专家王建认为,从自然环境上看,只要北京没水,河北也就没水,二者同处一个水循环系统,即使自身缺水河北还得往北京调水。不过,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防汛技术顾问、河北省防汛抗旱办专家魏智敏认为,河北给水、北京给钱,这是市场行为。河北省三大水库向北京供水1吨(立方米)卖到2元钱,而从山东买黄河水价格才是2毛钱,相差10倍。因此,除了政治任务外,向北京卖水河北也能从中获利。“这对河北来说既是灾难,也是对河北水利部门的帮助,否则他们连职工的工资、奖金都发不出来。”原北京市水务局副总工程师朱晨东给记者算了一笔账,1吨水2元钱对河北来说是个天文数字,因为它用来灌溉的话,每吨水大约是1分钱,而且还经常收不上来。因此,作为水库管理者,自然乐意把水卖给北京。水库把水调往北京,当地农民怎么办?魏智敏告诉记者,这方面国家有政策支持,在当地做节约用水的配套工程,也可以通过打井来补充水源,使得农业灌溉少受或不受影响。当然,给往外调水的农业灌区也有补偿,而且补偿比别的地方多。“水库是由政府管理的,钱不够国家补贴,实际上水库拿不了这么多钱,这钱是省政府拿了,该给水库多少是多少。”魏智敏否认了水库通过卖水为自身谋取利益的说法。他表示,这些钱主要用来买黄河水,另外还用在南水北调工程上,都是为水利服务的。1 2 3上一页下一页
19.6亿方水债要算起水利账,河北人可谓一肚子委屈。从2008年开始每年向北京调水约3亿立方米,虽然北京给了钱,但是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国家把分给河北省每年的19.6亿立方米用水指标无偿划拨给了京津,这笔账又该如何来算?北京这些年来缺水就从官厅、密云水库调水,官厅水库的坝址和库区都在河北,而且官厅、密云的水大都来自河北。此外,修这两个水库河北出了多一半的工人,所以当时的水量是北京、河北对半分的。当时计划官厅水库的水北京、河北各分3亿方,密云水库北京、河北各6亿方,加在一起河北总共分到9亿方水。不过,1981年北京严重缺水,原先划给河北的这9亿方水就不给了,河北为了保首都也就不要了。同时,由于天津也缺水,河北省也就只能把引滦入津的5亿方水量拱手让出。上世纪80年代初兴建引滦入津工程,将河北省的滦河水引入刚遭遇严重旱灾的天津。当时决定给天津5亿方水,但后来天津认为5亿方水不够,要求再增加5亿方。魏智敏告诉记者,当时天津认为枯水年滦河水还都是19.5亿方,给天津10亿河北还有9亿,这样给天津的水就由5亿变成了10亿。而天津拿走的另外的0.6亿方水则是来自于桥水库。1959年于桥水库由河北省蓟县和玉田县合建,库区在蓟县。当时蓟县出3/4的人工,玉田县出1/4,按用工量来划分水量。但是,1973年蓟县划归天津,这3/4的水量也自然归了天津,每年大概是6000万方水。“河北为什么缺水?就是三个原因,用的多,来的少,还得给京津供水。”魏智敏向本报记者表示,河北负担太重,不光自己用,还要负担京津。这个历史欠账说起来十分复杂,河北省一直认定京津这么多年欠着19.6亿方的水债。然而,在国务院看来这笔账已经补偿过了。1998年国家在秦皇岛建成8.59亿方库容的桃林口水库,投资18亿元,这就算是摊平了。“当时北京大发展,国务院下了一道文件,密云水库停止给天津、河北供水,专供北京。”原水利部水文司副司长、北师大水科院院长许新宜表示,计划经济下人们没有水权意识,现在有了水权意识,河北省一算账,京津这么多年平白无故拿走自己19.6亿方水不划算。但是,国家又通过桃林口水库补偿了河北,因此这些历史问题很难解决,国家和省份之间没法算账,更没法通过水权来解决。“胸膛”与“内脏”紧挨北京、天津两座人口、产业密集的大都市,河北省自然成为两市的最大水源地。来自外部的水量在京津两市的可利用水资源量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其入境水量绝大部分来自河北,在水资源方面对河北有极高的依存度。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所所长王浩告诉记者,京津正是凭借政治地位和经济上的优势来获得河北的部分水资源。有人把京津冀比喻为三兄弟的关系,也有人将之比喻为“胸膛”与“内脏”的关系。不管是哪种关系,三地之间为争夺水资源而出现的矛盾屡见不鲜,即使是京津两个地位特殊的城市。地处北京下游,很多原本流经京津的河流还没到天津就已经断流。永定河、潮白河被官厅、密云两大水库截断之后向北京供水,但下游河床干涸,本来应该入境天津的水资源被北京全截走了。不过,在蓟运河水系的泃河上,情形颠倒过来了。这条河从天津蓟县流经北京东南的平谷区,天津成了上游,北京却成为下游。天津把泃河水拦住后发展旅游,下游北京平谷区的海子水库蓄不到水就干了。上游来水少了以后,平谷的地表水受影响,灌溉出现问题,于是向北京市强烈反映。北京市与天津市进行协调,看天津能不能把水坝拆掉。天津方面说这个问题不大,但总得发展经济,北京人才、项目多,在什么方面支持天津一下,这个事就很好办。比起京津的矛盾来,河北与北京除了一些历史旧账之外,新的矛盾也在不停上演。北京水环境问题研究专家王建告诉记者,在河北张家口有一座大磷矿,地处官厅水库上游12里的地方。由于这里交通、电力等生产条件很好,当时张家口打算建一个24万吨的磷氨厂。但是,北京考虑到这个项目会对下游造成污染,提出反对意见。1 2 3上一页下一页
于是,河北省找化工部和河北省的政协委员寻求帮助。双方在北京开会时,成为两地政协委员之间的叫板。谁来协调京津冀?在京津冀都缺水的情况下,这一地区随着人口增长,刚性用水需求呈增加趋势,由水资源引发的三地之间的利益冲突日趋严重。因此,京津冀必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怎么化解水资源引发的矛盾冲突?从河北往北京调水已经不是以前那样一纸行政命令的事了,市场化的因素已经取代以往的计划经济下的无偿划拨,有专家认为,这是水权意识的觉醒。然而,在上下游的利益协调和水量分配上,仍然是一团乱麻,在解决这个问题上京津冀也没有好的经验。在河北人一直耿耿于怀的密云水库水源地保护问题上,北京虽然进行了生态补偿,但是补偿还不到位。早在2006年北京与河北就已正式签署合作备忘录,提出两地共同实施“稻改旱”工程。北京市安排水资源环境治理合作资金,支持密云、官厅两水库上游张承地区治理水环境污染、发展节水产业,河北省则通过项目实施,实现年节水和增加年出境水量的目标。“这些都是好的开端,但仅仅是开始,生态补偿的力度还太小,还需要实践中进一步加大创新力度。”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科院水资源所所长王浩告诉记者,考虑到河北省特别是张承两地做出了巨大牺牲,应该加快和加大京津冀水资源补偿机制建设。北京市水务局原副总工朱晨东对此表示悲观。他认为,北京希望更多的水都能流入官厅、密云水库,不让上游发展这个那个的,就只能进行补贴,但这种补贴是永无止境的。“达成协议又能怎样?换一届领导他又跟你谈,这就没办法。”水资源补偿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归到水权上,河北有多少水,北京用了河北多少,只要水权明确,补偿就有了依据。“水资源总量控制就要确定水权,不确权水的总量是说不清的。”魏智敏告诉记者,要确定按正常年份北京、天津、河北水量各是多少,包括自身的水量和外省的来水量,这就是确定初始水权。不过,北师大水科院院长许新宜认为,水权的问题过于复杂,中国现在政府对政府的调水根本就不是水权问题,而是水量分配。目前水量分配都是各级流域管理机构的职能,京津冀地区理应由水利部海河委员会来协调管理。然而,有专家认为,水利部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其中牵涉到很多部门利益,因此很难保证能秉公执法,协调各方关系也比较难。此外,水利部门限于自身权力,无法突破京津冀三地的行政分割,这也增加了协调的难度,这就需要一个跨省、跨部门的高级协调机构。“就加强京津冀跨行政区划的水资源管理而言,需要一个实实在在的载体。”王浩告诉记者,应该由国家层面来协调京津冀三省水资源,或组建有关部门和流域省市政府组成的首都水资源委员会来发挥作用。1 2 3上一页下一页
(记者 吕宁丰) 3月30日,由日本日中协会理事长白西绅一郎率领的日本第27次悼念南京大屠杀受害者植树访华团一行来到江东门纪念馆植树,并在祭奠广场举行悼念仪式,敬献了花圈,悼念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者。 据了解,自1986年以来,日中协会每年都组织各界人士来南京植树,今年已是第27次。植树访华团成员来自日本各界,既有80多岁的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也有20多岁的青年学生以及教师、公务员等。团长白西绅一郎今年73岁,从46岁开始组织该项活动,27年从未间断过,“我们希望通过植树活动,向南京人民表达日本人民对侵华战争的深刻反省和忏悔,目前已有1000多名友好人士,在珍珠泉公园种下了5万多棵象征着和平的友谊树。”团员铃木隆子是一名退休中学教师,她说自己是第一次来南京,这座城市很美丽,人民很友好,回去后会把访问情况告诉更多的亲朋好友。 昨天,植树代表团还到珍珠泉公园进行植树活动。 (龙虎网-南京日报 吕宁丰)
笔者近日对高中低三档共12个面包房进行了暗访调查,发现不同档次的面包房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其中隐藏着不少营养和安全隐患。 节省成本用上各种招数 奶油以次充好 有50多年从业经验的面包制作高级工程师、天津焙烤食品糖制品工业协会理事苗嘉琦告诉笔者,油脂是制作面包必不可少的原料,用高价质优的鲜奶油(动物奶油)还是低价质次的植物奶油(反式脂肪),决定了面包的成本高低。笔者了解到,批发市场上植物奶油一般5元一公斤,而同样重量的动物奶油则要十几二十元,价格相差三四倍。苗嘉琦说:“现在绝大多数面包店都选择便宜的植物奶油,其中大量的反式脂肪酸不仅会增加消费者患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还更容易使人发胖。”自己制作烘培产品7年,开了一家烘培原料店的闻女士向笔者透露,市面上的中低档面包房一般都用植物奶油,高档面包房则参差不齐,大部分都是鲜奶油和植物奶油同时用,只用纯鲜奶油的非常少。 改良剂做出松软面包 笔者在某面包店购买的“日本北海道面包”,看似有拉面碗大小,但攒成团后只有小孩拳头大小。专家表示,这种收缩自如的面包很有可能加了改良剂。苗嘉琦说:“同样大的面团,传统做法制成面包后会增大1.5~2倍,而使用改良剂的面包会增大2~3倍,如果改良剂加得多,膨发倍数还会更大。这样一来,起码面粉用得少了,可大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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